近年来，投行从业人员的职业转型现象愈发引人注目。从投行人到公务员，从保荐代表人到上市公司高管，这一系列职业选择的背后，折射出投行业务的深刻变迁与从业者面临的现实挑战。
投行人的“上岸”与“逃离”
2025年3月31日，财政部公布2025年度拟录用公务员名单，其中一位拟录用者魏欣，来自光大证券投行部门，拟任职于财政部上海监管局。魏欣的案例并非孤例。此前，中信证券保荐代表人马梦琪也成功“上岸”，拟任职于北京朝阳区发改委综合管理岗。投行人选择公务员职业，既有稳定性与职业发展的考量，也与投行业务的萎缩密切相关。
除了考公“上岸”，投行人“逃离”投行的另一种方式是跳槽至上市公司。数据显示，自2024年以来，已有52名投行从业人士前往上市公司任职。例如，福斯达聘任黄正杰担任财务总监，黄正杰曾在浙商证券投行部任职；广联航空聘任王梦勋为副总经理，王梦勋曾任职于海通证券投行部。这些案例表明，投行人的职业转型已从单一路径向多元化发展。
投行业务的断崖式萎缩
投行人职业转型的背后，是投行业务的断崖式萎缩。2024年，A股IPO数量为100家，同比减少213家，降幅达68.05%；募资总额为673.53亿元，同比下滑81.11%。与此同时，IPO市场出现“撤单潮”，撤否企业数量达到436家，同比增长49%。投行业务的萎缩直接导致从业人员的收入下降与执业风险增加。
此外，监管环境的从严从重也加剧了投行人的执业压力。2024年，中证协发布修订版《证券公司投行业务质量评价办法》，将撤否率作为重要评价指标。多个撤否项目被查出问题，相关保荐机构及保代收到罚单。执业风险的增加，使得投行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职业选择。
限薪令与职业稳定性
限薪令的实施，进一步影响了投行人的收入水平。对于高阶投行人而言，项目提成的缩水使其收入受到较大影响。相较之下，上市公司高管的股权激励措施与公务员的稳定性，成为吸引投行人转型的重要因素。
数据显示，截至2025年3月30日，证券从业人员数量为32.83万人，同比减少2.03万人，降幅达5.83%。这一趋势表明，投行人的职业转型不仅是个人选择，更是行业生态变化的微观映射。
投行业务的转型与未来
投行人的职业转型，本质上是非银金融行业从“规模扩张”向“质量提升”转型的缩影。随着注册制的深化与产业投行的崛起，金融人才的价值将更多体现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上，而不仅仅是IPO项目的数量。
未来，投行业务的转型将更加注重专业化与差异化。从注重项目“可批性”转向“可投性”，从“通道服务提供商”转向“综合金融服务商”，投行将面临更高的执业标准与更广阔的业务空间。对于从业者而言，在不确定性中把握结构性机会，将成为实现职业长青的关键。
投行人的职业转型，既是个人发展的选择，也是行业变迁的必然。在业务萎缩与监管趋严的双重压力下，投行人正通过多元化路径寻找新的职业方向。这一过程，既揭示了投行业务的深刻变化，也为金融人才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。
本文源自金融界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