侨批的雏形最早可追溯至明末清初。随着下南洋（包括南美）的人日渐增多，“水客”应运而生。往返于番外和家乡之间，替华侨运送家书、钱银（合称侨批），水上来水上去，故称“水客”。潮汕人另有两个词：“讨水”或“讨海”。大意是，在水上（海上）讨生活的人。一个“讨”字道尽了水客的艰辛和不易。
到了19世纪中后期，专业化的“批局”正式形成，潮汕、闽南等地批局林立，侨批的收寄和解付由一开始的单枪匹马（水客时代），发展为成熟的侨批业，运营体系日趋完整，成为一门炙手可热的大生意，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后。
潮汕地区人多地少，据统计，上世纪30年代，半数左右的家庭依赖批银生活，故有“食番批”之说。批银用于养家糊口，这是它的首要功能。但是，侨批始终悄悄承担着另一种任务：孙中山的海外筹款，以及修桥铺路、兴办学校的善款，也常常用侨批的方式寄回国内。抗战爆发后，侨批更是担起了救亡图存的角色。
存亡继绝之际，许多华侨都曾以“匹夫之捐”尽过微薄之力。每一封侨批，无论数额大小，都自觉同意抽出2%作为个人捐款，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。凡是捐过款的，批封上就会盖一个“批捐”的小印章。潮汕会馆在第一时间成立了“筹赈祖国难民总会”，所筹款项，除了救济难民，也用于抗日救亡的一切方面，包括军饷。有些直接用于购置军需物资，如枪支弹药、医疗器具等，进入汕头，再运往各地。抗战前期，天津、上海、广州等大港口纷纷沦陷，汕头成为国内唯一可用的港口。
没多久汕头港也被日军占领，水路完全被堵死。但个人批银、抗战捐款以及实物捐助，并没有真正停止，而是以秘密方式流进国内。
因为，批脚们（收批人，送批人）用自己的双脚走出了另一条路：从泰国直接北上，经过缅甸、老挝之间的漫长交界地带，再到越南，从越南的芒街进入中国广东的东兴镇（后划归广西），由东兴中转后流向潮汕、闽南等地。
东兴镇随之兴旺起来，一些批局、银行、邮政局纷纷在这里设立办事机构，让这个边陲小镇一时成为颇为国际化的金融中心。
这条隐蔽通道长达3000多公里，到了越南芒街才算走了一半，另一半同样险象环生，东兴、钦州、南宁、韶关、兴宁、揭阳，批脚们全程以步行为主，有些路段是敌占区，需要武装保护，日夜兼程，耗时几个月才能抵达。
为了准备长篇小说《平安批》的写作，我曾在潮汕生活过一年，也曾多次前往泰国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访问过很多华侨后代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抗战期间，东南亚华侨前后捐资超过50亿法币，很多人家宁愿掏空家底，也要支持抗战，满门忠烈者数不胜数。有人把个人的数十万法币遗产全部捐给抗战，有人用准备给母亲祝寿的钱购买棉衣和药品，寄回国内。
泰国潮籍华侨许泽溥在写给妻子蔡纯良的信中说：
自别家园，倏忽五载。今烽火连天，山河破碎，男儿本当执戈卫国，然羁旅暹罗，商贾为业，虽有报国之志，恨无双翼可越重洋。每念及此，中夜辗转，愧怍难眠。汝素明大义，当知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今夫既难归，愿吾妻代行匹妇之责。
蔡纯良后来真的去专门学校学习护理和制衣技术，加入汕头妇女抗敌后援会，成为带头人，积极组织战地医疗队、缝制军用棉衣、设立施粥点（救济难民）等。许泽溥蔡纯良夫妇的事迹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改编为潮剧，名为《匹妇之责》。
许泽溥给友人“珊兄”的信中又说：
弟漂泊天涯，衣食奔走，值兹国难方殷，男儿报国之秋，为因家界，未克许身报国，中夜深思，于身有愧，然七尺之躯，何甘长此雌伏……
新加坡华侨陈守义在信中要求妻子：
节省家用，月捐三元助军。
菲律宾华侨则在信中嘱托女儿：
辍学任教，以薪俸半数为伤兵购药。
拙作《平安批》中，东兴汇路的发现者是郑梦梅父子，这两个小说人物参照了很多真人真事。其中最令人难忘的，是越南华侨黄阿贵和陈水生运送金条的故事。两人各背着20根金条（俗称小金鱼，每根10两），藏在特制的牛皮腰带内，再背上一筐香菇，扮作山货商，从越南出发，徒步前往潮汕揭阳。好不容易到了潮汕境内，却遭遇暴雨和山洪，木桥断裂，二人坠入水中。陈水生不知去向，黄阿贵上岸后，在岸边找到了陈水生的腰带，只剩7根金条。
丢失的13根金条就一直记在黄阿贵账上，从他后来的工资中扣除。揭阳万兴昌批局1943年的账册中有“失金十三根，记黄阿贵账”的批注，便是证明。1946年后批局曾组织潜水队在陈水生遇难处下河搜寻，真的找到了5根金条。东兴镇一位民间收藏家保存着黄阿贵的腰带，内绣八个字：宁丢性命，不辱批银。
类似的故事，侨批界还有很多。总之，在他们看来，能否把每一封批银安全送到侨眷手里，是攸关性命的事情。如果有一封沉批还在批脚手上，批脚就会寝食难安，无法释怀，甚至死不瞑目。抗战捐款就更是如此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侨批光荣地入选“世界记忆名录”。
文/陈继明
编辑/胡克青
